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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銀金融的“嚴打”的升級,這個行業還有生機可言嗎?

2019-11-13 15:52| 發布者: 雪米樂| 查看: 10135| 評論: 0

摘要: 長期以來,由于《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處置非法集資條例》等遲遲未能出臺,非銀金融欠缺上位法,紅線模糊不清,監管時緊時松,從業者更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 馨金融 最近,平安 ...

長期以來,由于《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處置非法集資條例》等遲遲未能出臺,非銀金融欠缺上位法,紅線模糊不清,監管時緊時松,從業者更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 馨金融

最近,平安普惠融資擔保公司涉及到的一場官司引起了整個新金融行業的關注。

根據官方判決文件,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平安普惠擔保公司與平安小貸公司通過設立關聯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貸,以達到獲取不法利益的目的,其行為涉嫌經濟犯罪,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機關處理。

之所以此判決會引起高度關注,一方面是因為小貸+擔保的模式在消費金融領域非常普遍,事實上在此前的類似訴訟中,平安方面幾乎從未有敗訴。另一方面,此類事件大多原為民事案件,而在此次案件中則被上升到刑事性質。

此外,在江蘇高院今日發布的《關于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打擊與防范網絡“套路貸”虛假訴訟工作指南》中明確指出,「套路貸」的常見手法之一就是在發放貸款時以平臺或者關聯公司收取居間費、咨詢費、信息費、介紹費等為由進行「砍頭息」操作,實際交付的金額往往遠低于「借款協議」約定的借款金額。

如果此判決及判斷合規與否的方式在更多地區適用,則可能對于整個行業造成不可估量的打擊,今天分享的這篇文章,分析了此次判決的反常之處,以及對于整個行業的潛在影響。

enjoy~

非銀金融的凜冬時刻

文 | 董云峰

來源 | 新金融瑯琊榜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或許不會想到,他們最近作出的有關平安普惠擔保的民事裁定,會掀起軒然大波。

這是一個足以令所有非銀金融從業者感到不安的信號。

一起再正常不過的擔保追償案子,上訴人是持牌的擔保公司,隸屬于大型金融集團,尚且遭遇如此“黑天鵝”,何況一般的非銀金融機構?

稍稍熟悉歷史的人,應該知道“嚴打”意味著什么。如果這代表了一場針對非銀金融的“嚴打”的升級,這個行業還有生機可言嗎?

本已瑟瑟發抖的非銀金融,被拖入了更冷的谷底。

氣象部門說,今年會是一次暖冬。不過,于非銀金融而言,這么冷的凜冬,大概很多年未見了。

1

一次反常的司法裁定

從裁判文書披露的細節來看,徐州中院所審理的平安普惠融資擔保一案,并無特別之處:持牌的小貸公司發放貸款,持牌的擔保公司提供擔保,后來借款人發生違約,擔保公司履行代償責任,接下來擔保公司在催要未果之后提起訴訟,要求借款人立即還款。

本應是一起司空見慣的擔保代償案件,從過往各地法院的判決/裁定結果來看,99%的情況下擔保公司都會勝訴,剩下1%的概率里,往往是因為某些擔保公司的業務操作疏漏或者不合規導致的敗訴,無關刑事。

這兩年,一些惡意逃廢債者學會了以“套路貸”反咬債權人,不過各地法院基本堅持了實事求是,如果沒有確鑿的“黑惡”情節,不會超出民事范疇。

一直以來,各地法院對于這類擔保追償案件,普遍按照民事案件進行處理,并支持合法、合規的追索訴求。按照中倫律師事務所金融部合伙人劉新宇律師的分析:

根據以往司法實踐經驗,對于借款人與出借人簽署《借款合同》,融資性擔保公司與借款人、出借人簽訂《擔保合同》或《保證合同》這類法律關系,法院往往認為該等糾紛為民間借貸糾紛、追償權糾紛,該等合同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及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為有效,對各方當事人有約束力。

在此基礎上,對于上述合同中約定偏高的違約金、滯納金費率,法院一般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六條的規定,對有關違約金、滯納金金額予以調整,以最高不超過年利率24%計算,而并不會“一刀切”地以此認為各方對于過高違約金、滯納金的約定系“獲取不法利益的目的”。

概言之,經濟糾紛就是經濟糾紛,法院往往會對追償金額根據相關規定作出調整,但是距離刑事性質,還有十萬八千里。

這一次,徐州中院卻意外打破了這個慣例,不僅不支持追償,并上升到刑事層面。

這起反常的裁定,也就成了非銀金融領域的一起黑天鵝事件。

令人憂慮的是,在當前對非銀金融不斷趨緊的監管環境下,徐州中院開了這個先例,其他地方法院會跟進嗎?一旦蔓延開來,對非銀金融又將是一記重錘。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催收行業在今年基本陷入了半死不活的狀態,這給非銀金融機構造成了重創,因為正常的風險管理鏈條被打斷了。

這樣一來,面對這兩年急劇增加的惡意逃廢債情形,通過法律手段,走上訴流程和強制執行,成為行業里僅有的屏障了。

如今,在徐州中院作出上述裁定之后,這道最后的屏障岌岌可危,從業者怎能不焦慮呢?

很多人將此案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最近發布的《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聯系起來。姑且不論其合理性,但別忘了,該意見堅持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也就是僅針對2019年10月21日之后的非法放貸行為。

律師李明亮認為,最高法院沒有批復和決定對非法放貸意見施行前的放貸行為予以追究,徐州中院沒有按規定執行請示最高法院的流程,自行追究非法放貸意見施行前的放貸行為的非法經營責任。

試問,我去放貸款的時候你不說非法,等到我去要債的時候卻被判成非法,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呢?

什么是反常,就是人們本以為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東西被打破了。

2

非銀金融何處求生

中國的非銀金融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一個成熟的金融市場,必然有著一個多元化、多層次、多類型的金融機構體系。

在我國“十三五”規劃中,中央明確提出:發展普惠金融和多業態中小微金融組織。推動民間融資陽光化,規范小額貸款、融資擔保機構等發展。

很遺憾,近年來,小貸、擔保這兩類最具代表性的服務于中小微的非銀金融機構,一直在持續萎縮。

據央行統計,截至2019年6月末,全國共有小貸公司7797家,上半年共減少336家;貸款余額9241億元,上半年減少304億元;相較于2015年9月末8965家的歷史峰值,我國小貸公司機構數量減少了1168家。

銀保監會最新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國融資擔保法人機構僅剩5937家,6年來下降了45%。在2012年末,全行業的機構數一度高達8590家。

這樣的現狀,還不足以引起反思嗎?

近年來,針對互聯網金融領域的一些亂象,監管部門出重拳,發起了一場互金大整治。

目前來看,這場整治正在不斷擴大化,從而對合規的非銀金融帶來了考驗。在一刀切的整治風暴之下,合規者不得不為不合規者買單。

不敢催收了,也不敢起訴了,那么,小貸公司和擔保公司怎么做貸后管理?他們已經發放或者擔保的數千億乃至上萬億貸款,拿什么去保障資產安全?面對愈演愈烈的惡意逃廢債風氣,他們用什么武器去對抗壞人?

如果錢都收不回來,誰還敢放貸款呢?都去找銀行貸款嗎?可能嗎?當然不可能。

最終受到重挫的是整個非銀金融領域,是中國的普惠金融事業。普惠金融不可能只靠銀行、靠國有金融機構,也需要千千萬萬的非銀金融機構。

這些非銀金融機構原本就面向信用資質偏弱的普惠群體,風險管理難度較高,并且他們的法律地位和社會地位遠不如銀行等金融機構,可謂在邊緣和夾縫中求存。

人們總愛從感性出發去指責他們的高利率,卻選擇性忽略了他們有著更高的資金成本,更高的業務成本,以及更高的風險成本。

長期以來,由于《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處置非法集資條例》等遲遲未能出臺,非銀金融欠缺上位法,紅線模糊不清,監管時緊時松,從業者更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強監管不等同于運動式監管。在依法懲治不合規、不合法的金融活動的同時,也要給合法、合規的非銀金融活動留下了生存空間。

畢竟,這個行業早已經不起多少折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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